12月中旬――欧盟对华鞋类反倾销起诉的最后期限之前，浙江作为中国鞋业的重要区域，只有两家企业正式向欧盟法院递交反倾销起诉书。 巧合的是，这个日子也正好是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的日子。前者被喻为令中国鞋业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生死时限，而后者象征着中国追逐多年的贸易自由和公平竞争时代的彻底到来。 两个日期，带给业界的带来了颇具戏剧冲突的两种景象。 12月，对于众多中国鞋企来说是一个要做出艰难选择的月份。 争取来的公平与正义 “温州皮鞋企业起诉欧盟这件事情非常好。因为从企业来说，它享有这个权力，如果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以寻求法律上的援助，这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更加趋于成熟，我个人非常赞赏这种做法。”这是10月31日，欧盟智库Eur-Ifri主任皮埃尔・德福安在谈到贸易壁垒问题时的“借题发挥”。他实际上告诉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任何利益都是争取来的，而不是等来的。 早些时候，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也作了类似的表态：中国的一些鞋革企业决定采用法律手段，到欧洲法院起诉欧盟的反倾销举措，是非常正当的行为，对此他表示理解和赞赏。 事实上，中国企业争取自身利益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在中国最大民营制鞋企业奥康集团宣布聘请律师对欧盟提起反倾销诉讼后不到一周，《欧洲时报》就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称中国企业应大胆用法律保权益。但，远不止这些。早在欧盟对我国皮鞋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时，欧盟鞋业联合会主席卡尔沃就在呼吁欧盟对中国皮鞋的反倾销早点结束。“中国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一直表示“不支持对中国皮鞋反倾销”的卡尔沃说，他很早就提出“中国鞋对西班牙更多的是机遇”。卡尔沃始终认为，反倾销只能是暂时的，他提醒西班牙鞋企，最好的竞争方式是合作，西班牙企业应该到中国寻找商机。 这一说法与王振滔的论点恰好达成了完美的默契。 过渡期结束时的“最后一辩” 蒲凌尘，4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第一案”――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案的代理律师，如今在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时的“最后一辩”中，又要与欧盟叫板。蒲凌尘认为本案的入手点有两个：欧盟委员会没有预料到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后，会有150多家企业应诉。因此其启动了WTO法和欧盟法都给予承认的抽样调查程序，抽取中国出口量排在前十位的企业进行调查。后140多家企业同样填了调查表，却没有被审核，因为前面那些企业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问题在于，剩下的那些企业还需不需要填调查表？作为当事人，如果对于程序没有可预见性，为什么还要去做？在反倾销调查立案时，欧委会是要求所有当事人都必须提供市场经济地位证明的，但又对递交了资料的后140多家企业没有任何说法。因此，我们认为《欧盟反倾销条例》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和关于抽样的条款之间没有衔接，有不太完善的地方。法院对于这两个条款应该有个明确的解释。 不失风范的“叫板之举” 在危机面前，99%的鞋企选择了沉默。10月7日，欧盟正式开始对产于中国的皮鞋加征16.5%的反倾销税。这起欧盟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对华反倾销事件，牵涉1200多家国内制鞋企业。近两个月过去了，浙江只有奥康和森马两家制鞋企业站出来，公开表示要和欧盟打官司。“其实，加入WTO以来，许多企业对这种游戏规则还不是很懂。一些企业感到诉讼费用压力很大，另外对这种司法程序也不太熟悉。我想，不是这99%的鞋企不愿意起诉，我宁愿相信，他们是不懂。”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这次欧盟反倾销终裁结果下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很乱”。这场已经到来的国际“马拉松”官司，对中国的企业和制鞋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10月5日，他们（欧盟）的裁决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所有的法律文本。其实，早在他们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作出了这个决定。后来知道欧盟制定了为期2年的16.5％的反倾销税后，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必须要对他们起诉。”王振滔说，起诉欧盟是必然的。“看看欧盟这次为期2年的16.5％的反倾销税背后是什么就明白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如果这2年中国企业能忍受，那么第二步他们就会制定5年，前后等于是7年，中国鞋企就将输得一塌糊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这场官司的输赢，对中国制鞋业来讲，输了也是赢了，赢了是更赢。”王振滔强调，“如果我们赢了，欧盟也没有输，因为他们征税两年。中国企业也因此可能取消下一个5年。即使我们输了，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相信，欧盟不来，其他国家还会来，毕竟我们加入WTO时间比较短，对国际游戏规则不是很懂。这次哪怕输了，下一次其他国家来，我们至少会知道该怎么做。”在他看来，重要的是2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们充满信心。正如我送给奥康管理干部的话：超乎常人想象的关怀，是明智；超乎常人想象的冒险，是安全；超乎常人想象的梦想，是务实；超乎常人想象的期待，是可能。” |
